日期：2018-4-9（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）
◎陈益
周作人很早就读《日知录》。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《秉烛谈》、《雨中的人生》等随笔集中，有几处谈及顾炎武的这部代表作，但似乎是贬多于褒。他说：
这部举世推尊的《日知录》论理应该给我一个好印象，然而不然。我看了这书也觉得有几条是好的，有他的见识与思想，朴实可喜，看似寻常而别人无能说者，所以为佳，如卷十三中讲馆舍、街道、官树、桥梁、人聚诸篇皆是。但是我总感到他的儒教徒气只好实行作揖主义，敬鬼神而远之矣。《日知录》卷十五火葬条下云：宋以礼教立国，而不能革火葬之俗，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。这岂不象是庙祝巫婆的话。
随即，他又批评《日知录》卷十九修辞和文人摹仿之病。不无尖刻地说：心有所蔽，便难免自己撞着，虽然末节的话说得很对，人家看了仍要疑惑，不能相信到底诚意何在。尽管他表白：我不想来谤毁先贤，不过举个例子说明好的笔记之不可多得罢了。
在周作人的人生随笔集《雨中的人生》中，还专门有一篇《顾亭林论火葬》，洋洋洒洒几百言。他说：《日知录》卷十五有火葬一条，首节引《宋史》范同黄震二人反北京癫痫病去哪家好对火化的章疏，加以论断，以焚尸为惨虐之极，无复人道，次节乃云：宋以礼教立国，而不能革火葬之俗，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。顾亭林虽有学问，能文章，而思想殊不高明，这里已是荒谬。近于俞理初所说的酷儒矣。
顾炎武火葬一则，引用《宋史》中的大量史料，叙述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，自宋时已有之。两宋时期，京师汴梁、临安、河东路、两浙路等地，都盛行火葬。吴越一带的贫苦之家，送终之具唯务从简，从来以火化为便，相习成风。由于火葬之风盛行，宋代一些城市还出现了火葬场，时人称为化人场。南宋首都临安城，还设有专门的房舍供人存放骨灰罐。火葬现象的相习成风，一是跟佛教的普及有关。火葬乃是佛家之俗，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，火葬风俗风也随之扩散。一是土地资源的限制。顾炎武认为，(宋代)地窄人多，不能遍葬，相率焚烧，名曰火葬，习以为俗。
但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并不接受火葬。很多人认为，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。火葬之惨，日益炽甚，事关风化，理宜禁止。事实上宋朝政府的火葬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部分人自由选择葬式。
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，有宋朝官员提出，在官地中划出一块义地，建成公墓，收葬贫民；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，助贫家火化。但土葬也好，火葬也好，政府只是给予资助癫痫病有什么治疗方法，而不是强行介入。这显得比较明智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。宋朝政府在诸州县推广了公益性公墓漏泽园，并且建立了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。为了让国民在离开人世后获得有尊严的安葬，宋朝政府还专门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。对此，顾炎武是赞成的。他说：漏泽园之设，起于蔡京，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。蔡京被称为六贼之首，但他设立的漏泽园不能废止。
作为学者，顾炎武研讨葬式，究竟是火化，是设漏泽园，还是建义冢？其实，他最关心的是礼教可兴，民俗可厚。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，不但要让生者有尊严地活癫痫病能治愈吗着，也要让逝者有尊严地安息。我们国家真正实行火葬制度，不过是半个世纪左右的事。顾炎武先生只是从尊崇人性的角度反对火葬，不愿再看见杨琏真迦之类的事件，无论如何跟荒谬、酷儒沾不上边。诚意何在之类也八竿子打不着。
赵俪生教授也批评过顾炎武。他在《日知录导读》中，曾指出了书中的不少缺点，包括时代局限的问题、正统立场的问题、冗赘琐杂的问题等等。即使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，也夹杂着某种狭隘的夷夏之防。然而，客观公正的批评，丝毫不影响顾炎武成为非一世之人，也不妨碍《日知录》成为非一世之书。学者并非天上神仙，何况，任你怎么谤毁，一句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始终振聋发聩。他的笔记是否不可多得，世人有目共睹。
曹聚仁先生1940年写过一篇短文《从陶潜到蔡邕》，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有人说，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，不独周作人一人，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？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浙江最好癫痫病重点医院老话：人人可出，而他不必可出。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，文化界的白眉，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，不肯出山的，而今竟出山（应该说出苦茶室）事敌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厉批评呢！
如此引用顾炎武的文字，也真是够犀利的。
